抓捕四人帮，抓捕四人帮各类人物的结局！(4)

   其它参预抓捕四人帮的人并没有因此获得奖励

 

     张耀祠，这位毛泽东老警卫负责人，1964年就晋升少将军衔。虽然在抓捕四人帮中功劳甚大，却仍受到长时间的审查，最后下放到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以中央后补委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调任军区副参谋长是一种降级使用。

     武健华，时任副军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奉命参与策划、组织、拘捕、关押四人帮，并任中共中央清查“四人帮”专案组办公室成员。1979年被调任陕西省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正师职）。他的唯一收获是可以在媒体面前大讲自己抓捕四人帮的英雄事迹，不管是否真实，却是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收点出场费还是可以的。

     邬吉成，解放前就是毛泽东的随身卫士，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是江青的主要随卫。在抓捕“四人帮”时负责外围工作。1979年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仍然是个副军职。退休以后，一面出书和积极参加纪念伟人的活动，一面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向媒体报料。

    毛维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参预抓捕四人帮。1979年调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也是平调。

     其它人包括中央警卫局的处长孙凤山、副大队长毕方治，以及负责解决王洪文的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负责解决张春桥的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负责解决江青的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负责解决姚文元。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凤利；以及现场担任警戒的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等人，文革后也没有得到重用提升，很多人都以不同的说法叙述了抓捕四人帮的过程。这些人以不同的版本解说当年发生的事件，互相之间又非常矛盾，很多是无中生有。

   抓捕“四人帮”无关政治正确

 

     抓捕“四人帮”没有论功行赏的主要原因是这次抓捕无关政治正确，只是文革权力斗争的表现形式。而且就文化大革命而言，这些人的屁股并不干净。

     无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及叶剑英，他们清除“四人帮”势力并非是要改朝换代，而是私利当头，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排除异己。

 

     华国锋被人家给“忽悠”懵了

 

     华国锋是毛泽东器重的人，他默认“按既定方针办”和“两个凡是”，说明他不可能改变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作为资历不深且人脉不广而位极人臣，他错误地认为威胁最大的是文革新生代，没有看到虎视眈眈的老干部才是最大的威胁。仅从这一点上看，华国锋至少不是位成熟的政治人物。正因为此，清除“四人帮”既是他的功绩又是他一生广受垢病的问题之一，落了个两头不讨好。他的这一举措如其说是“英明”，不如说是愚蠢。

     汪东兴没有摆脱历史上“宦官”的特征。他既忠诚于毛泽东，又想从中弄权。以大警卫员挤身中央中央政治局使他忘乎所以，开始挑战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干涉朝政。结果虽然因抓捕“四人帮”而高升党的副主席，却被各方不认同。就像他的女儿汪延群说的“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说明他要夺的是“四人帮”的权，并非是对他们的真正打倒。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否定了毛泽东及四人帮也等于否定了自己。汪东兴与胡乔木、邓立群一样，既想讨好邓小平，又不想放弃一生追随毛泽东的信念，最终只能在纠结中打圈圈。